说疑
凡治之大者，非谓其赏罚之当也。赏无功之人，罚不辜之民，非谓明也。赏有功，罚有罪，而不失其人，方在于人者也，非能生功止过者也。是故禁奸之法，太上禁其心，其次禁其言，其次禁其事。今世皆曰：“尊主安国者，必以仁义智能”，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。故有道之主，远仁义，去智能，服之以法。是以誉广而名威，民治而国安，知用民之法也。凡术也者，主之所以执也；法也者，官之所以师也。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，以至于境内日见法，又非其难者也。
昔者有扈氏有失度，讙兜氏有孤男，三苗有成驹，桀有侯侈，纣有崇侯虎，晋有优施，此六人者，亡国之臣也。言是如非，言非如是，内险以贼，其外小谨，以征其善；称道往古，使良事沮；善禅其主，以集精微，乱之以其所好：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。往世之主，有得人而身安国存者，
有得人而身危国亡者。得人之名一也，而利害相千万也，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。为人主者诚明于臣之所言，则别贤不肖如黑白矣。
若夫许由、续牙、晋伯阳、秦颠颉、卫侨如、狐不稽、重明、董不识、卞随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，此十二者，皆上见利不喜，下临难不恐，或与之天下而不取，有萃辱之名，则不乐食谷之利。夫见利不喜，上虽厚赏，无以劝之；临难不恐，上虽严刑，无以威之：此之谓不令之民也。此十二人者，或伏死于窟穴，或槁死于草木，或饥饿于山谷，或沉溺于水泉。有如此，先古圣王皆不能臣，当今之世，将安用之？
若夫关龙逄、王子比干、随季梁、陈泄冶、楚申胥、吴子胥，此六人者，皆疾争强谏以胜其君。言听事行，则如师徒之势；一言而不听，一事则不行，则陵其主以语，待之以其身，虽死家破，要领不属，手足异处，不难为也。如此臣者，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，当今之时，将安用之？
若夫齐田恒、宋子罕、鲁季孙意如、晋侨如、卫子南劲、郑太宰欣、楚白公、周单荼、燕子之，此九人者之为其臣也，皆朋党比周以事其君，隐正道而行私曲，上逼君，下乱治，援外以挠内，亲下以谋上，不难为也。如此臣者，唯圣王智主能禁之，若夫昏乱之君，能见之乎？
若夫后稷、皋陶、伊尹、周公旦、太公望、管仲、隰朋、百里奚、蹇叔、舅犯、赵襄、范蠡、大夫种、逢同、华登，此十五人者为其臣也，皆夙兴夜寐，单身贱体，竦心白意；明刑辟、治官职以事其君，进善言、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，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劳；不难破家以便国，杀身以安主，以其主为高天泰山之尊，而以其身为壑谷洧之卑；主有明名广誉于国，而身不难受壑谷洧之卑。如此臣者，虽当昏乱之主尚可致功，况于显明之主乎？此谓霸王之佐也。
若夫周滑之、郑王孙申、陈公孙宁、仪行父、荆芋尹申亥、随少师、越种干、吴王孙、晋阳成泄、齐竖刁、易牙，此十二人者之为其臣也，皆思小利而忘法义，进则掩蔽贤良以阴暗其主，退则挠乱百官而为祸难；皆辅其君，共其欲，苟得一说于主，虽破国杀众，不难为也。有臣如此，虽当圣王尚恐夺之，而况昏乱之君，其能无失乎？有臣如此者，皆身死国亡，为天下笑。故周威公身杀，国分为二；郑子阳身杀，国分为三；陈灵身死于夏征舒氏；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；随亡于荆；吴并于越；知伯灭于晋阳之下；桓公身死七日不收。故曰：謟谀之臣，唯圣王知之，而乱主近之，故至身死国亡。
圣王明君则不然，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。是在焉，从而举之；非在焉，从而罚之。是以贤良遂进而奸邪并退，故一举而能服诸侯。其在记曰：尧有丹朱，而舜有商均，启有五观，商有太甲，武王有管、蔡。五王之所诛者，皆父兄子弟之亲也，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类也。观其所举，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，或在囹圄緤绁缠索之中，或在割烹刍牧饭牛之事。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，以其能，为可以明法，便国利民，从而举之，身安名尊。
乱主则不然，不知其臣之意行，而任之以国，故小之名卑地削，大之国亡身死。不明于用臣也。无数以度其臣者，必以其众人之口断之。众人所誉，从而悦之；众之所非，从而憎之。故为人臣者破家残賥，内构党与、外接巷族以为誉，从阴约结以相固也，虚相与爵禄以相劝也。曰：“与我者将利之，不与我者将害之。”众贪其利，劫其威：“彼诚喜，则能利己；忌怒，则能害己。”众归而民留之，以誉盈于国，发闻于主。主不能理其情，因以为贤。彼又使谲诈之士，外假为诸侯之宠使，假之以舆马，信之以瑞节，镇之以辞令，资之以币帛，使诸侯淫说其主，微挟私而公议。所为使者，异国之主也；所为谈者，左右之人也。主说其言而辩其辞，以此人者天下之贤士也。内外之于左右，其讽一而语同。大者不难卑身尊位以下之，小者高爵重禄以利之。夫奸人之爵禄重而党与弥众，又有奸邪之意，则奸臣愈反而说之，曰：“古之所谓圣君明王者，非长幼弱也，及以次序也；以其构党与，聚巷族，逼上弑君而求其利也。”彼曰：“何知其然也？”因曰：“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。此四王者，人臣弑其君者也，而天下誉之。察四王之情，贪得人之意也；度其行，暴乱之兵也。然四王自广措也，而天下称大焉；自显名也，而天下称明焉。则威足以临天下，利足以盖世，天下从之。”又曰：“以今时之所闻，田成子取齐，司城子罕取宋，太宰欣取郑，单氏取周，易牙之取卫，韩、魏、赵三子分晋，此六人者，臣之弑其君者也。”奸臣闻此，然举耳以为是也。故内构党与，外摅巷族，观时发事，一举而取国家。且夫内以党与劫弑其君，外以诸侯之讙骄易其国，隐敦适，持私曲，上禁君，下挠治者，不可胜数也。是何也？则不明于择臣也。记曰：“周宣王以来，亡国数十，其臣弑其君取国者众矣。”然则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。能一尽其民力，破国杀身者，尚皆贤主也。若夫转身法易位，全众傅国，最其病也。
为人主者，诚明于臣之所言，则虽弋驰骋，撞钟舞女，国犹且存也；不明臣之所言，虽节俭勤劳，布衣恶食，国犹自亡也。赵之先君敬侯，不修德行，而好纵欲，适身体之所安，耳目之所乐，冬日弋，夏浮淫，为长夜，数日不废御觞，不能饮者以筒灌其口，进退不肃、应对不恭者斩于前。故居处饮食如此其不节也。制刑杀戮如此其无度也，然敬侯享国数十年，兵不顿于敌国，地不亏于四邻，内无君臣百官之乱，外无诸侯邻国之患，明于所以任臣也。燕君子哙，邵公之后也，地方数千里，持戟数十万，不安子女之乐，不听钟石之声，内不堙污池台榭，外不弋田猎，又亲操耒耨以修畎亩。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，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，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。然而子哙身死国亡，夺于子之，而天下笑之。此其何故也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。
故曰：人臣有五奸，而主不知也。为人主者，有侈用财货赂以取誉者，有务庆赏赐予以移众者，有务朋党徇智尊士以擅逞者，有务解免赦罪狱以事威者，有务奉下直曲、怪言、伟服、瑰称以眩民耳目者。此五者，明君之所疑也，而圣主之所禁也。去此五者，则譟诈之人不敢北面谈立；文言多、实行寡而不当法者，不敢诬情以谈说。是以群臣居则修身，动则任力，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诬事，此圣王之所以牧臣下也。彼圣主明君，不适疑物以窥其臣也。见疑物而无反者，天下鲜矣。故曰：孽有拟适之子，配有拟妻之妾，廷有拟相之臣，臣有拟主之宠，此四者，国之所危也。故曰：内宠并后，外宠贰政，枝子配适，大臣拟主，乱之道也。故《周记》曰：“无尊妾而卑妻，无孽适子而尊小枝，无尊嬖臣而匹上卿，无尊大臣以拟其主也。”四拟者破，则上无意、下无怪也；四拟不破，则陨身灭国矣。

解释

白话文翻译：

说疑

治理国家的关键，不在于赏罚是否得当。赏赐无功之人，惩罚无辜之民，并不能称为明智。赏赐有功之人，惩罚有罪之人，但如果不选对人，也只是针对个人，并不能真正激励功绩或阻止过失。因此，禁止奸邪的方法，最重要的是禁止其心，其次是禁止其言，最后才是禁止其行为。当今世人常说：“要尊崇君主、安定国家，必须依靠仁义和智慧。”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导致君主卑微、国家危亡的，往往也是仁义和智慧。因此，有道的君主会远离仁义，摒弃智慧，以法治国。这样，君主的名声才能广传，威望才能树立，民众才能治理得当，国家才能安定。这就是懂得如何用民的方法。

所谓“术”，是君主用来掌控臣下的手段；所谓“法”，是官员所遵循的准则。然而，如果让郎中日日在宫门外听到道义，使国内民众天天看到法律，这并不是难事。

过去，有扈氏有失度，讙兜氏有孤男，三苗有成驹，桀有侯侈，纣有崇侯虎，晋有优施，这六人都是亡国之臣。他们颠倒黑白，内心险恶，外表却装得谨慎，以此来掩盖其邪恶；他们称颂古代，却让好事被阻挠；他们善于迎合君主，聚集精微，利用君主的喜好来扰乱国家。这些人就像君主身边的郎中，表面恭顺，实则危害国家。过去的君主，有的得到了贤臣而国家安定，有的却因得人而身危国亡。虽然得人的名义相同，但利害却相差千万倍。因此，君主对身边的臣子必须谨慎。如果君主能真正明白臣子所说的话，那么辨别贤与不肖就像区分黑白一样容易。

像许由、续牙、晋伯阳、秦颠颉、卫侨如、狐不稽、重明、董不识、卞随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这十二人，都是面对利益不心动，面对危难不恐惧的人。即使把天下给他们，他们也不会接受；即使有荣辱之名，他们也不愿享受世俗的利益。面对利益不心动，即使君主给予厚赏，也无法激励他们；面对危难不恐惧，即使君主施加严刑，也无法威慑他们。这些人被称为“不令之民”。他们中有人死于洞穴，有人死于草木之间，有人饿死在山谷，有人溺死于水泉。这样的人，古代的圣王都无法使他们臣服，当今之世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像关龙逄、王子比干、随季梁、陈泄冶、楚申胥、吴子胥这六人，都是极力劝谏君主，甚至不惜以死相争的人。如果君主听从他们的建议，他们的地位就像师徒一样；但如果君主不听，他们就会用言语冒犯君主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即使家破人亡、身首异处也在所不惜。这样的臣子，古代的圣王都无法容忍，当今之世，又有什么用呢？

像齐田恒、宋子罕、鲁季孙意如、晋侨如、卫子南劲、郑太宰欣、楚白公、周单荼、燕子之这九人，都是结党营私、欺上瞒下的臣子。他们表面上遵循正道，实际上却行私利，上逼君主，下乱朝政，勾结外敌扰乱内政，亲近下属谋害君主。这样的臣子，只有圣王和明君才能制止，昏乱的君主又怎能看穿他们呢？

像后稷、皋陶、伊尹、周公旦、太公望、管仲、隰朋、百里奚、蹇叔、舅犯、赵襄、范蠡、大夫种、逢同、华登这十五人，都是勤勉尽责的臣子。他们早起晚睡，身体力行，尽心尽力；他们明察法律，治理官职，尽心侍奉君主；他们进献善言，遵循道法，却不自夸；他们立下功绩，却不自傲；他们不惜破家为国，杀身安主，将君主视为高天泰山，而将自己视为低洼的沟壑。即使面对昏乱的君主，他们也能建功立业，更何况是明君呢？这些人就是霸王的辅佐之臣。

像周滑之、郑王孙申、陈公孙宁、仪行父、荆芋尹申亥、随少师、越种干、吴王孙、晋阳成泄、齐竖刁、易牙这十二人，都是贪图小利、忘法背义的臣子。他们在朝堂上遮蔽贤良，蒙蔽君主；在朝堂下扰乱百官，制造祸乱。他们迎合君主的欲望，只要能讨好君主，即使破国杀民也在所不惜。这样的臣子，即使是圣王也担心被他们夺权，更何况是昏乱的君主呢？有这样的臣子，君主往往会身死国亡，成为天下的笑柄。因此，周威公被杀，国家一分为二；郑子阳被杀，国家一分为三；陈灵公死于夏征舒之手；荆灵王死于乾谿之上；随国被楚国灭亡；吴国被越国吞并；知伯在晋阳之下被灭；齐桓公死后七日无人收尸。所以说，谄媚之臣，只有圣王才能识破，而昏乱的君主却亲近他们，最终导致身死国亡。

圣王明君则不然，他们举荐人才时不避亲疏，不避仇敌。如果某人有才能，就举荐他；如果某人有过错，就惩罚他。因此，贤良之人得以进用，奸邪之人得以退去，君主一举就能使诸侯臣服。史书记载：尧有丹朱，舜有商均，启有五观，商有太甲，武王有管、蔡。这五位君主所诛杀的人，都是他们的父兄子弟，但为什么他们还要诛杀这些亲人呢？因为这些亲人危害国家、伤害百姓、败坏法律。圣王举荐的人才，有的来自山林沼泽，有的来自监狱牢笼，有的来自割烹放牧的卑贱工作。但明君并不因他们的出身低贱而羞耻，只要他们有才能，能够明法、利国、利民，就举荐他们，使君主身安名尊。

昏乱的君主则不然，他们不了解臣子的真实意图和行为，却委以国政，结果轻则名声扫地、国土削减，重则国亡身死。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用臣。他们无法衡量臣子的才能，只能根据众人的口风来判断。众人称赞的，他们就喜欢；众人批评的，他们就憎恶。因此，臣子们不惜破家残身，内结党羽，外联巷族，以求名声。他们暗中结盟，互相支持，虚设爵禄，互相激励。他们说：“支持我的人将得到利益，不支持我的人将受到伤害。”众人贪图利益，畏惧威势：“他高兴了，就能给我好处；他生气了，就能害我。”于是众人归附，百姓留驻，名声传遍全国，传到君主耳中。君主无法分辨实情，便以为他们是贤臣。这些臣子又派奸诈之人，假扮诸侯的宠使，带着车马、信物、辞令、币帛，让诸侯在君主面前说好话，暗中挟带私利，表面上却以公议为由。这些使者是别国的君主，而他们所谈论的，却是君主的左右之人。君主喜欢他们的言辞，认为他们是天下的贤士。内外之人对君主的左右，言辞一致。大的奸臣不惜屈尊下位，小的奸臣则用高爵重禄来利诱。奸臣的爵禄越重，党羽越多，奸邪之心越强，奸臣们就越发反叛，说：“古代的圣君明王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年幼或弱小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按次序继位，而是因为他们结党营私，聚集巷族，逼迫君主，弑君夺利。”他们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”于是说：“舜逼迫尧，禹逼迫舜，汤放逐桀，武王伐纣。这四位君王，都是臣子弑君，但天下却称赞他们。考察这四位君王的行为，他们的意图是贪得人心；衡量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用的是暴乱的军队。然而，这四位君王自诩伟大，天下称他们为明君；他们自显名声，天下称他们为圣王。他们的威势足以统治天下，利益足以盖世，天下都追随他们。”又说：“从今天所听到的来看，田成子夺取齐国，司城子罕夺取宋国，太宰欣夺取郑国，单氏夺取周国，易牙夺取卫国，韩、魏、赵三家分晋，这六人都是臣子弑君。”奸臣们听到这些话，便举耳以为是。于是，他们内结党羽，外联巷族，观察时机，发动事变，一举夺取国家。他们内以党羽劫弑君主，外以诸侯的骄横来改变国家，暗中勾结，持私曲，上禁君主，下乱朝政，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君主不懂得如何选择臣子。史书记载：“自周宣王以来，亡国数十，臣子弑君夺国者众多。”然而，内乱与外患各占一半。那些能尽民力、破国杀身的，尚且算是贤主。而那些转身法易位，保全民众、传国于后的，才是最大的祸患。

作为君主，如果真正明白臣子所说的话，那么即使他沉迷于打猎、钟鼓、舞女，国家也能安然无恙；如果不明白臣子所说的话，即使他节俭勤劳，布衣恶食，国家也会自行灭亡。赵国的先君敬侯，不修德行，喜欢纵欲，追求身体的舒适，耳目的享乐，冬天打猎，夏天游荡，长夜饮酒，数日不停，不能饮酒的人就用竹筒灌酒，言行不恭者当场斩杀。因此，他的居处饮食如此不节制，刑罚杀戮如此无度，但敬侯在位数十年，军队未被敌国击败，国土未被邻国侵占，内无君臣百官之乱，外无诸侯邻国之患，这是因为敬侯懂得如何用臣。燕国的子哙，是邵公的后代，国土数千里，持戟数十万，但他不沉迷于子女之乐，不听钟石之声，内不修建污池台榭，外不打猎游荡，还亲自操持农具，修整田地。子哙如此辛苦为民，即使是古代的圣王明君，其勤身忧世也不过如此。然而，子哙却身死国亡，被子之夺权，天下人嘲笑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不懂得如何用臣。

所以说，臣子有五种奸邪，而君主却不知道。作为君主，有的人用财货贿赂来获取名声，有的人用庆赏赐予来收买人心，有的人用结党徇私来逞威，有的人用赦免罪狱来显示权威，有的人用奉下直曲、怪言、伟服、瑰称来迷惑百姓。这五种行为，是明君所怀疑的，也是圣主所禁止的。去掉这五种行为，那些奸诈之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谈立；那些言多行少、不合法律的人，就不敢诬情谈说。因此，群臣平时修身，行动时尽力，没有君主的命令，不敢擅自行动或妄言诬事，这就是圣王治理臣下的方法。圣主明君，不会因怀疑事物而窥探臣子。见到可疑之事而不反悔的，天下少有。所以说：孽有拟适之子，配有拟妻之妾，廷有拟相之臣，臣有拟主之宠，这四种情况，是国家危亡的根源。所以说：内宠并后，外宠贰政，枝子配适，大臣拟主，是乱国的根源。因此，《周记》说：“不要尊妾而卑妻，不要孽适子而尊小枝，不要尊嬖臣而匹上卿，不要尊大臣以拟其主。”这四种拟态被破除，则上无意、下无怪；这四种拟态不破除，则君主身死国亡。

解释：

《韩非子·说疑》主要讨论了君主如何识别和任用臣子，以及如何避免奸臣的危害。韩非子认为，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法治，而不是仁义和智慧。君主必须懂得如何用臣，尤其是要警惕那些表面上恭顺、实则心怀不轨的奸臣。他列举了历史上各种类型的臣子，包括那些不慕名利、不畏生死的“不令之民”，以及那些结党营私、危害国家的奸臣。韩非子强调，君主必须明察秋毫，辨别贤与不肖，避免被奸臣蒙蔽，否则将导致国家危亡。

韩非子还指出，君主在任用臣子时，不应受到亲疏、仇敌的影响，而应根据臣子的才能和贡献来决定赏罚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确保贤良之人得以进用，奸邪之人得以退去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。最后，韩非子总结了臣子的五种奸邪行为，并强调君主必须禁止这些行为，才能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安全。

总的来说，《说疑》体现了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，即通过严格的法治和明智的用人策略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