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度
国无常强，无常弱。奉法者强，则国强；奉法者弱，则国弱。荆庄王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；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荆以亡。齐桓公并国三十，启地三千里；桓公之氓社稷也，而齐以亡。燕襄王以河为境，以蓟为国，袭涿、方城，残齐，平中山，有燕者重，无燕者轻；襄王之氓社稷也，而燕以亡。魏安釐王攻燕救赵，取地河东；攻尽陶、魏之地；加兵于齐，私平陆之都；攻韩拔管，胜于淇下；睢阳之事，荆军老而走；蔡、召陵之事，荆军破；兵四布于天下，威行于冠带之国；安釐王死而魏以亡。故有荆庄、齐桓公，则荆、齐可以霸；有燕襄、魏安釐，则燕、魏可以强。今皆亡国者，其群臣官吏皆务所以乱而不务所以治也。其国乱弱矣，又皆释国法而私其外，则是负薪而救火也，乱弱甚矣！
故当今之时，能去私曲就公法者，民安而国治；能去私行行公法者，则兵强而敌弱。故审得失有法度之制者，加以群臣之上，则主不可欺以诈伪；审得失有权衡之称者，以听远事，则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。今若以誉进能，则臣离上而下比周；若以党举官，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。故官之失能者其国乱。以誉为赏，以毁为罚也，则好赏恶罚之人，释公行，行私术，比周以相为也。忘主外交，以进其与，则其下所以为上者薄也。交众、与多，外内朋党，虽有大过，其蔽多矣。故忠臣危死于非罪，奸邪之臣安利于无功。忠臣之所以危死而不以其罪，则良臣伏矣；奸邪之臣安利不以功，则奸臣进矣。此亡之本也。若是，则群臣废法而行私重，轻公法矣。数至能人之门，不一至主之廷；百虑私家之便，不一图主之国。属数虽多，非所尊君也；百官虽具，非所以任国也。然则主有人主之名，而实托于群臣之家也。故臣曰：亡国之廷无人焉。廷无人者，非朝廷之衰也；家务相益，不务厚国；大臣务相尊，而不务尊君；小臣奉禄养交，不以官为事。此其所以然者，由主之不上断于法，而信下为之也。故明主使法择人，不自举也；使法量功，不自度也。能者不可弊，败者不可饰，誉者不能进，非者弗能退，则君臣之间明辩而易治，故主仇法则可也。
贤者之为人臣，北面委质，无有二心。朝廷不敢辞贱，军旅不敢辞难；顺上之为，从主之法，虚心以待令，而无是非也。故有口不以私言，有目不以私视，而上尽制之。为人臣者，譬之若手，上以修头，下以修足；清暖寒热，不得不救；镆铘傅体，不敢弗搏慼，无私贤哲之臣，无私事能之士。故民不越乡而交，无百里之感。贵贱不相逾，愚智提衡而立，治之至也。今夫轻爵禄，易去亡，以择其主，臣不谓廉。诈说逆法，倍主强谏，臣不谓忠。行惠施利，收下为名，臣不谓仁。离俗隐居，而以诈非上，臣不谓义。外使诸候，内耗其国，伺其危险之陂，以恐其主曰；”交非我不亲，怨非我不解”。而主乃信之，以国听之。卑主之名以显其身，毁国之厚以利其家，臣不谓智。此数物者，险世之说也，而先王之法所简也。先王之法曰：”臣毋或作威，毋或作利，从王之指；无或作恶，从王之路。”古者世治之民，奉公法，废私术，专意一行，具以待任。”
夫为人主而身察百官，则日不足，力不给。且上用目，则下饰观；上用耳，则下饰声；上用虑，则下繁辞。先王以三者为不足，故舍己能而因法数，审赏罚。先王之所守要，故法省而不侵。独制四海之内，聪智不得用其诈，险躁不得关其佞，奸邪无所依。远在千里外，不敢易其辞；势在郎中，不敢蔽善饰非；朝廷群下，直凑单微，不敢相逾越。故治不足而日有馀，上之任势使然之。
夫人臣之侵其主也，如地形焉，即渐以往，使人主失端，东西易面而不自知。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。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，不为惠于法之内，动无非法。峻法，所以凌过游外私也；严刑，所以遂令惩下也。威不贰错，制不共门。威、制共，则众邪彰矣；法不信，则君行危矣；刑不断，则邪不胜矣。故曰：巧匠目意中绳，然必先以规矩为度；上智捷举中事，必以先王之法为比。故绳直而枉木断，准夷而高科削，权衡县而重益轻，斗石设而多益少。故以法治国，举措而已矣。法不阿贵，绳不挠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。刑过不辟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。故矫上之失，诘下之邪，治乱决缪，绌羡齐非，一民之轨，莫如法。厉官威民，退淫殆，止诈伪，莫如刑。刑重，则不敢以贵易贱；法审，则上尊而不侵。上尊而不侵，则主强而守要，故先王贵之而传之。人主释法用私，则上下不别矣。

解释

白话文翻译

国家没有永恒的强盛，也没有永恒的衰弱。如果君主能够坚定地奉行法律，国家就会强盛；如果君主轻视法律，国家就会衰弱。荆庄王吞并了二十六国，开拓了三千里的疆土；但荆庄王去世后，荆国也随之灭亡。齐桓公吞并了三十国，开拓了三千里的疆土；但齐桓公去世后，齐国也随之灭亡。燕襄王以黄河为边界，以蓟城为国都，攻占了涿、方城，击败了齐国，平定了中山国；燕国在襄王的统治下变得强大，但襄王去世后，燕国也随之灭亡。魏安釐王攻打燕国，救援赵国，夺取了河东地区；他攻占了陶、魏等地，向齐国出兵，占领了平陆；他攻打韩国，夺取了管地，在淇水之战中取得了胜利；在睢阳之战中，楚军疲惫而撤退；在蔡、召陵之战中，楚军被击败；魏国的军队遍布天下，威名远扬；但安釐王去世后，魏国也随之灭亡。因此，有了荆庄王、齐桓公，荆国、齐国就可以称霸；有了燕襄王、魏安釐王，燕国、魏国就可以强盛。如今这些国家都灭亡了，是因为他们的群臣官吏都致力于制造混乱，而不是致力于治理国家。国家已经混乱衰弱了，他们还放弃国法，追求私利，这就像背着柴草去救火，只会让国家更加混乱衰弱。

所以，在当今时代，能够去除私心、奉行公法的君主，国家就会安定；能够去除私行、奉行公法的君主，军队就会强大，敌人就会弱小。因此，能够审慎衡量得失、依法行事的君主，即使面对群臣，也不会被欺骗；能够审慎衡量得失、依法处理远事的君主，也不会被天下的轻重所迷惑。如果君主根据名声选拔人才，臣子就会疏远君主，私下结党；如果君主根据党派关系任命官员，百姓就会热衷于结交，而不依法行事。因此，官员失职，国家就会混乱。如果君主根据名声进行赏赐，根据诋毁进行惩罚，那些喜欢赏赐、厌恶惩罚的人就会放弃公行，追求私利，互相勾结。他们忘记君主，结交外部势力，以提升自己的地位，那么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就会减弱。结交广泛、党羽众多，即使犯下大错，也会被掩盖。因此，忠臣会因为无罪而陷入危险，奸臣会因为无功而获得利益。忠臣之所以陷入危险而不被定罪，是因为良臣被压制；奸臣之所以获得利益而不立功，是因为奸臣得势。这是国家灭亡的根本原因。如果这样，群臣就会废弃法律，追求私利，轻视公法。他们频繁拜访能人，却很少去君主的朝廷；他们百般考虑私家的便利，却很少为君主的国家着想。官员虽然众多，但并不是为了尊崇君主；百官虽然齐备，但并不是为了治理国家。这样一来，君主虽然有名，但实际上权力却掌握在群臣手中。因此，臣子说：亡国的朝廷无人可用。朝廷无人可用，并不是因为朝廷衰败，而是因为群臣只追求私利，不致力于国家；大臣只追求互相尊崇，不致力于尊崇君主；小臣只追求俸禄和结交，不把官职当回事。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君主不依法行事，而是任由臣子为所欲为。因此，英明的君主通过法律选拔人才，而不是自己举荐；通过法律衡量功劳，而不是自己判断。有能力的人不会被埋没，无能的人不会被粉饰，有名声的人不会被提拔，无名声的人不会被贬退。这样一来，君臣之间的关系就会清晰明了，易于治理，所以君主应该仇视法律。

贤能的人作为臣子，面向北方，效忠君主，没有二心。在朝廷上，他们不敢拒绝低贱的职位；在军队中，他们不敢拒绝困难的任务；他们顺从君主的命令，遵守君主的法律，虚心等待命令，没有是非之心。因此，他们虽然有口，但不为自己说话；虽然有眼，但不为自己看东西，一切都由君主控制。作为臣子，就像君主的手，上可以修饰头部，下可以修饰脚部；无论是清冷还是温暖，不得不去救助；即使是刀剑加身，也不敢不搏斗。他们不会偏袒贤哲之臣，也不会偏袒能人志士。因此，百姓不会越境结交，不会有百里之外的牵挂。贵贱不相逾越，愚智平等相待，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。如今那些轻视爵禄，轻易离开或逃亡，选择君主的人，臣子不认为他们是廉洁的。那些用欺诈的言辞违背法律，违背君主的意愿强行谏言的人，臣子不认为他们是忠诚的。那些行惠施利，收买人心以博取名声的人，臣子不认为他们是仁义的。那些离群索居，用欺诈的手段非难君主的人，臣子不认为他们是正义的。那些在外交中消耗国家，等待国家危难时恐吓君主的人，臣子不认为他们是明智的。这些行为都是乱世中的言论，是先王的法律所摒弃的。先王的法律说：“臣子不得作威作福，不得谋取私利，必须服从君主的命令；不得作恶，必须遵循君主的道路。”古代治世的百姓，奉行公法，废弃私术，专心一意，等待君主任用。

作为君主，如果亲自考察百官，时间会不够，精力会不足。而且，如果君主用眼睛观察，臣子就会装饰外表；如果君主用耳朵听，臣子就会修饰言辞；如果君主用头脑思考，臣子就会繁复言辞。先王认为这三种方式都不足，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，依靠法律和制度，审慎进行赏罚。先王所坚持的要旨，是法律简明而不被侵犯。君主独自控制四海之内，聪明的人无法使用欺诈，急躁的人无法施展谄媚，奸邪的人无所依靠。即使远在千里之外，臣子也不敢改变言辞；即使身处郎中之位，臣子也不敢掩盖善行、粉饰过错；朝廷中的群臣，直接聚集在君主周围，不敢互相逾越。因此，治理国家不费力气，时间充裕，这是君主善于运用权势的结果。

臣子侵犯君主，就像地形一样，逐渐变化，使君主失去方向，东西颠倒而不自知。因此，先王设立司南来端正方向。所以，英明的君主让他的群臣不在法律之外游走，不在法律之内施惠，行动无不依法。严刑峻法，是为了制止超越法律的行为；严厉的刑罚，是为了贯彻命令、惩罚臣子。威严不容置疑，制度不容分享。威严和制度如果被分享，奸邪就会显现；法律如果不被信任，君主的行为就会危险；刑罚如果不果断，奸邪就无法被制服。因此，巧匠用眼睛测量，但必须先用规矩作为标准；聪明的人迅速行动，但必须先用先王的法律作为依据。因此，绳子拉直，弯曲的木头就会被砍断；水平仪放平，高出的部分就会被削平；秤悬挂起来，重的就会减少，轻的就会增加；斗石设置好，多的就会减少，少的就会增加。因此，用法治国，只需要依法行事。法律不偏袒权贵，绳子不弯曲。法律所施加的，聪明的人无法辩解，勇敢的人不敢争辩。刑罚不避讳大臣，赏赐不遗漏平民。因此，纠正君主的过失，追究臣子的奸邪，治理混乱，纠正错误，统一百姓的行为，没有比法律更好的了。整顿官吏，威慑百姓，制止淫乱，制止欺诈，没有比刑罚更好的了。刑罚严厉，权贵就不敢轻视平民；法律明确，君主的尊严就不会被侵犯。君主的尊严不被侵犯，君主就会强大，掌握要旨，因此先王重视法律并传承下来。君主如果放弃法律，使用私心，那么上下就会没有区别。

解释

这段文字出自《韩非子》的《有度》篇，主要论述了法治的重要性以及君主如何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。韩非子认为，国家的强盛与否取决于君主是否能够坚定地奉行法律。如果君主能够依法治国，国家就会强盛；如果君主轻视法律，国家就会衰弱。他还指出，历史上的许多国家之所以灭亡，是因为群臣官吏只追求私利，而不致力于治理国家。

韩非子强调，君主应该通过法律来选拔人才、衡量功劳，而不是根据名声或党派关系来任命官员。他主张法律应该简明、公正，不偏袒权贵，也不遗漏平民。通过严刑峻法，君主可以制止奸邪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君主的权威。

此外，韩非子还指出，君主不应该亲自考察百官，而是应该依靠法律和制度来治理国家。他认为，法律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准则，君主应该善于运用法律来维护国家的秩序和君主的尊严。

总的来说，这段文字体现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，强调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作用，以及君主如何通过法律来实现国家的强盛和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