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学
世之显学，儒、墨也。儒之所至，孔丘也。墨之所至，墨翟也。自孔子之死也，有子张之儒，有子思之儒，有颜氏之儒，有孟氏之儒，有漆雕氏之儒，有仲良氏之儒，有孙氏之儒，有乐正乐之儒。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。故孔、墨之后，儒分为八，墨离为三，取舍相反不同，而皆自谓真孔、墨，孔、墨不可复生，将谁使定世之学乎？孔子、墨子俱道尧、舜，而取舍不同，皆自谓真尧、舜，尧、舜不复生，将谁使定儒、墨之诚乎？殷、周七百余岁，虞、夏二千余岁，而不能定儒、墨之真；今乃欲审尧、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，意者其不可必乎！无参验而必之者，愚也；弗能必而据之者，诬也。故明据先王，必定尧、舜者，非愚则诬也。愚诬之学，杂反之行，明主弗受也。
墨者之葬也，冬日冬服，夏日夏服，桐棺三寸，服丧三月，世以为俭而礼之。儒者破家而葬，服丧三年，大毁扶杖，世主以为孝而礼之。夫是墨子之俭，将非孔子之侈也；是孔子之孝，将非墨子之戾也。今孝、戾、侈、俭俱在儒、墨，而上兼礼之。漆雕之议，不色挠，不目逃，行曲则违于臧获，行直则怒于诸侯，世主以为廉而礼之。宋荣子之议，设不斗争，取不随仇，不羞囹圄，见侮不辱，世主以为宽而礼之。夫是漆雕之廉，将非宋荣之恕也；是宋荣之宽，将非漆雕之暴也。今宽、廉、恕、暴俱在二子，人主兼而礼之。自愚诬之学、杂反之辞争，而人主俱听之，故海内之士，言无定术，行无常议。夫冰炭不同器而久，寒暑不兼时而至，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。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，安得无乱乎？听行如此，其于治人又必然矣。
今世之学士语治者，多曰：“与贫穷地以实无资。”今夫与人相善也，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，非力则俭也。与人相善也，无饥馑、疾疚、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，非侈则堕也。侈而堕者贫，而力而俭者富。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，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，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，不可得也。
今有人于此，义不入危城，不处军旅，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贵其智而高其行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。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，设爵禄，所以易民死命也。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，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，不可得也。藏书策，习谈论，聚徒役，服文学而议说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曰：“敬贤士，先王之道也。”夫吏之所税，耕者也；而上之所养，学士也。耕者则重税，学士则多赏，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，不可得也。立节参明，执操不侵，怨言过于耳，必随之以剑，世主必从而礼之，以为自好之士。夫斩首之劳不赏，而家斗之勇尊显，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，不可得也。国平则养儒侠，难至则用介士。所养者非所用，所用者非所养，此所以乱也。且夫人主于听学也，若是其言，宜布之官而用其身；若非其言，宜去其身而息其端。今以为是也，而弗布于官；以为非也，而不息其端。是而不用，非而不息，乱亡之道也。
澹台子羽，君子之容也，仲尼几而取之，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。宰予之辞，雅而文也，仲尼几而取之，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。故孔子曰：“以容取人乎，失之子羽；以言取人乎，失之宰予。”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。今之新辩滥乎宰予，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，为悦其言，因任其身，则焉得无失乎？是以魏任孟卯之辩，而有华下之患；赵任马服之辩，而有长平之祸。此二者，任辩之失也。夫视锻锡而察青黄，区冶不能以必剑；水击鹄雁，陆断驹马，则臧获不疑钝利。发齿吻形容，伯乐不能以必马；授车就驾，而观其末涂，则臧获不疑驽良。观容服，听辞言，仲尼不能以必士；试之官职，课其功伐，则庸人不疑于愚智。故明主之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夫有功者必赏，则爵禄厚而愈劝；迁官袭级，则官职大而愈治。夫爵禄大而官职治，王之道也。
磐石千里，不可谓富；象人百万，不可谓强。石非不大，数非不众也，而不可谓富强者，磐不生粟，象人不可使距敌也。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，是地不垦，与磐石一贯也。儒侠毋军劳，显而荣者，则民不使，与象人同事也。夫祸知磐石象人，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、不使之民，不知事类者也。
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，吾弗入贡而臣；关内之侯虽非吾行，吾必使执禽而朝。是故力多则人朝，力寡则朝于人，故明君务力。夫严家无悍虏，而慈母有败子。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。
夫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吾善也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。恃人之为吾善也，境内不什数；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，故不务德而务法。夫必恃自直之箭，百世无矢；恃自圜之木，千世无轮矣。自直之箭，自圜之木，百世无有一，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？隐栝之道用也。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、自圜之术，良工弗贵也。何则？乘者非一人，射者非一发也。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，明主弗贵也。何则？国法不可失，而所治非一人也。故有术之君，不随适然之善，而行必然之道。
今或谓人曰：“使子必智而寿”，则世必以为狂。夫智，性也；寿，命也。性命者，非所学于人也，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人，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。谓之不能然，则是谕也，夫谕性也。以仁义教人，是以智与寿说也，有度之主弗受也。故善毛啬、西施之美，无益吾面；用脂泽粉黛，则倍其初。言先王之仁义，无益于治；明吾法度，必吾赏罚者，亦国之脂泽粉黛也。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，故不道仁义。
今巫祝之祝人曰：“使若千秋万岁。”千秋万岁之声括耳，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，此人所以简巫祝也。今世儒者之说人主，不善今之所以为治，而语已治之功；不审官法之事，不察奸邪之情，而皆道上古之传誉、先王之成功。儒者饰辞曰：“听吾言，则可以霸王。”此说者之巫祝，有度之主不受也。故明主举实事，去无用，不道仁义者故，不听学者之言。
今不知治者必曰：“得民之心。”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，则是伊尹、管仲无所用也，将听民而已矣。民智之不可用，犹婴儿之心也。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，不  痤则寖益。剔首、  痤，必一人抱之，慈母治之，然犹啼呼不止，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。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，而以上为酷；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，而以上为严；征赋钱粟以实仓库，且以救饥馑、备军旅也，而以上为贪；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，并力疾斗，所以禽虏也，而以上为暴。此四者，所以治安也，而民不知悦也。夫求圣通之士者，为民知之不足师用。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，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。禹利天下，子产存郑，皆以受谤，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。故举士而求贤智，为政而期适民，皆乱之端，未可与为治也。

解释

白话文翻译

显学

世上的显学，主要是儒家和墨家。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，墨家的代表人物是墨子。自从孔子去世后，儒家分为八派：子张之儒、子思之儒、颜氏之儒、孟氏之儒、漆雕氏之儒、仲良氏之儒、孙氏之儒、乐正乐之儒。自从墨子去世后，墨家分为三派：相里氏之墨、相夫氏之墨、邓陵氏之墨。因此，孔子和墨子之后，儒家分为八派，墨家分为三派，各派的主张相反不同，但都自称是真正的孔子或墨子。孔子和墨子已经不在世了，谁能判定世上的学说呢？孔子和墨子都推崇尧、舜，但他们的取舍不同，都自称是真正的尧、舜。尧、舜已经不在世了，谁能判定儒家和墨家的真伪呢？殷、周七百多年，虞、夏两千多年，尚且不能判定儒家和墨家的真伪；现在却想在三千年前审定尧、舜之道，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吧！没有经过验证就断定，是愚蠢的；不能断定却依据它，是欺骗。所以，明确依据先王，必定尧、舜的人，不是愚蠢就是欺骗。愚蠢和欺骗的学说，杂乱矛盾的行为，明智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。

墨家的葬礼，冬天穿冬衣，夏天穿夏衣，棺材只有三寸厚，服丧三个月，世人认为这是节俭而推崇。儒家的葬礼，破家而葬，服丧三年，身体大损，扶着拐杖，世人认为这是孝顺而推崇。推崇墨家的节俭，就会否定孔子的奢侈；推崇孔子的孝顺，就会否定墨家的悖逆。现在，孝顺、悖逆、奢侈、节俭都在儒家和墨家，而君主却同时推崇。漆雕氏的主张，不屈服于颜色，不逃避目光，行为不正就违背奴仆，行为正直就怒斥诸侯，世人认为这是廉洁而推崇。宋荣子的主张，不与人争斗，不随仇敌，不羞于牢狱，受辱不以为耻，世人认为这是宽厚而推崇。推崇漆雕氏的廉洁，就会否定宋荣子的宽恕；推崇宋荣子的宽厚，就会否定漆雕氏的暴烈。现在，宽厚、廉洁、宽恕、暴烈都在两人身上，君主却同时推崇。自从愚蠢和欺骗的学说、杂乱矛盾的言辞争辩，君主都听信了，所以天下的士人，言论没有固定的主张，行为没有恒常的准则。冰和炭不能同器而久存，寒和暑不能同时而至，杂乱矛盾的学说不能并存而治理。现在同时听信杂乱的学说、错误的行为、同异的言辞，怎能不乱呢？听信这样的行为，治理人民也必然如此。

现在的学士谈论治国，大多说：“给贫穷的人土地以充实他们的财产。”现在与人相处得好，没有丰收的额外收入而独能完全自给的人，不是勤劳就是节俭。与人相处得好，没有饥荒、疾病、祸患的灾难而独能贫穷的人，不是奢侈就是懒惰。奢侈而懒惰的人贫穷，勤劳而节俭的人富裕。现在君主向富人征税以布施给贫穷的人，这是剥夺勤劳节俭的人而给予奢侈懒惰的人，想要人民努力耕作而节约开支，是不可能的。

现在有这样的人，义不进入危险的城市，不参与军队，不以天下的大利换取自己的一根汗毛，君主必定推崇他，认为他聪明而高尚，是轻视物质重视生命的人。君主之所以陈设良田大宅，设置爵禄，是为了换取人民的生命。现在君主推崇轻视物质重视生命的人，而要求人民出死力而重视君主的事业，是不可能的。藏书策，习谈论，聚徒役，服文学而议说，君主必定推崇他，说：“尊敬贤士，是先王之道。”官吏所征税的，是耕田的人；而君主所供养的，是学士。耕田的人则重税，学士则多赏，而要求人民努力耕作而少言谈，是不可能的。立节参明，执操不侵，怨言过耳，必随之以剑，君主必定推崇他，认为他是自好之士。斩首的功劳不赏，而家斗的勇力尊显，而要求人民努力战斗抵御敌人而无私斗，是不可能的。国家太平则养儒侠，国家有难则用战士。所养的人不是所用的人，所用的人不是所养的人，这是混乱的原因。况且君主在听信学说时，如果认为他的言论正确，就应该在官府中推行并任用他；如果认为他的言论错误，就应该罢免他并停止他的学说。现在认为他的言论正确，却不推行于官府；认为他的言论错误，却不停止他的学说。正确而不任用，错误而不停止，是混乱和灭亡的道路。

澹台子羽，有君子的容貌，孔子几乎要选用他，但与他相处久了，发现他的行为与容貌不相称。宰予的言辞，雅致而文采，孔子几乎要选用他，但与他相处久了，发现他的智慧与言辞不相称。所以孔子说：“以容貌取人，我失之于子羽；以言辞取人，我失之于宰予。”所以以孔子的智慧，还有失实的名声。现在的新辩士比宰予还要泛滥，而君主的听信比孔子还要迷惑，因为喜欢他们的言辞，就任用他们，怎能没有失误呢？因此，魏国任用孟卯的辩才，而有华下的祸患；赵国任用马服的辩才，而有长平的灾难。这两件事，都是任用辩才的失误。看锻锡而察青黄，区冶不能断定剑的好坏；水击鹄雁，陆断驹马，则奴仆不怀疑剑的钝利。发齿吻形容，伯乐不能断定马的好坏；授车就驾，而观其末涂，则奴仆不怀疑马的驽良。观容貌，听言辞，孔子不能断定士的好坏；试之官职，考其功绩，则庸人不怀疑士的愚智。所以明智的君主任用官吏，宰相必起于州部，猛将必发于卒伍。有功的人必赏，则爵禄厚而愈劝；迁官袭级，则官职大而愈治。爵禄大而官职治，是王之道。

磐石千里，不能说是富裕；象人百万，不能说是强大。石头不是不大，数量不是不多，但不能说是富裕强大，因为磐石不生粮食，象人不能用来抵御敌人。现在商官技艺的人也不耕种而食，是土地不耕种，与磐石一样。儒侠没有军功，却显赫而荣耀，则人民不驱使，与象人一样。知道磐石象人的祸害，却不知道商官儒侠是不耕种的土地、不驱使的人民，是不知事类的人。

所以敌国的君王虽然称赞我的仁义，我不入贡而臣服；关内的诸侯虽然非议我的行为，我必使他们执禽而朝。因此，力量大则别人来朝，力量小则朝于别人，所以明智的君主致力于力量。严家没有悍奴，而慈母有败子。我由此知道威势可以禁止暴行，而德厚不足以止乱。

圣人治国，不依赖人民为我行善，而用法律使他们不能为非。依赖人民为我行善，境内没有几个人；用法律使他们不能为非，一国可以整齐。治国的人用多数而舍少数，所以不务德而务法。必依赖自直的箭，百世无矢；依赖自圆的木，千世无轮。自直的箭，自圆的木，百世无一，然而世人都乘车射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隐栝之道用。即使有不依赖隐栝而有自直的箭、自圆的木，良工也不看重。为什么呢？乘车的人不是一人，射禽的人不是一发。不依赖赏罚而依赖自善的人民，明智的君主不看重。为什么呢？国法不可失，而所治的人不是一人。所以有术的君主，不随适然之善，而行必然之道。

现在有人对人说：“使你必智而寿”，则世人必以为狂。智，是性；寿，是命。性命，不是学来的，而以人所不能为说人，这是世人之所以认为他狂的原因。说不能这样，则是谕，谕性。以仁义教人，是以智与寿说，有度的君主不接受。所以赞美毛啬、西施的美貌，无益于我的面容；用脂泽粉黛，则倍其初。言先王的仁义，无益于治；明我的法度，必我的赏罚，也是国家的脂泽粉黛。所以明智的君主急于助益而缓于颂扬，所以不讲仁义。

现在巫祝祝人说：“使你千秋万岁。”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，而一日的寿命无征于人，这是人们轻视巫祝的原因。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，不善于现在的治国之道，而谈论已治的功绩；不审察官法的事务，不察奸邪的情状，而都称道上古的传誉、先王的成功。儒者装饰言辞说：“听我的话，则可以霸王。”这是说者的巫祝，有度的君主不接受。所以明智的君主举实事，去无用，不讲仁义的原因，不听学者的言辞。

现在不懂治国的人必说：“得民之心。”想要得民之心而可以治国，则是伊尹、管仲无所用，将听民而已。民智不可用，犹婴儿之心。婴儿不剃头则腹痛，不挤痤则寖益。剃头、挤痤，必一人抱之，慈母治之，然犹啼呼不止，婴儿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。现在君主急于耕田垦草以厚民产，而以上为酷；修刑重罚以为禁邪，而以上为严；征赋钱粟以实仓库，且以救饥馑、备军旅，而以上为贪；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，并力疾斗，所以擒虏，而以上为暴。这四者，是治安的原因，而民不知悦。求圣通之士，为民知之不足师用。昔禹决江濬河而民聚瓦石，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。禹利天下，子产存郑，皆以受谤，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。所以举士而求贤智，为政而期适民，皆乱之端，未可与为治也。

解释

《韩非子·显学》篇主要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儒家和墨家学说，认为它们虽然被世人推崇，但实际上缺乏实际的治国效果。韩非子指出，儒家和墨家虽然都推崇尧、舜，但它们的学说在实际应用中却相互矛盾，无法统一。他批评儒家和墨家的学说过于理想化，缺乏实际验证，因此不能作为治国的依据。

韩非子进一步指出，君主在听信这些学说时，往往不加分辨，导致国家的治理陷入混乱。他认为，治国应该依靠法律和赏罚，而不是依赖人民的善行或道德教化。他强调，法律和赏罚是治国的根本，只有通过严格的法律和明确的赏罚，才能使国家安定有序。

韩非子还批评了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，如儒侠的无用、商官的不劳而获等，认为这些现象都是国家混乱的原因。他主张，君主应该重视实际功绩，而不是空洞的言辞和道德说教。他提倡通过实际的功绩来选拔官员，通过严格的法律来治理国家，以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。

总的来说，《韩非子·显学》篇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，批判了儒家和墨家的理想化学说，主张通过实际的法律和赏罚来治理国家，以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繁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