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分
夫凡国博君尊者，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。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禄，则法必严以重之。夫国治则民安，事乱则邦危。法重者得人情，禁轻者失事实。且夫死力者，民之所有者也，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；而好恶者，上之所制也，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。上掌好恶以御民力，事实不宜失矣，然而禁轻事失者，刑赏失也。其治民不秉法为善也，如是，则是无法也。
故治乱之理，宜务分刑赏为急。治国者莫不有法，然而有存有亡；亡者，其制刑赏不分也。治国者，其刑赏莫不有分：有持以异为分，不可谓分；至于察君之分，独分也。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，愿毋抵罪而不敢胥赏。故曰：不待刑赏而民从事矣。
是故夫至治之国，善以止奸为务。是何也？其法通乎人情，关乎治理也。然则去微奸之道奈何？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。则使相窥奈何？曰：盖里相坐而已。禁尚有连于己者，理不得相窥，唯恐不得免。有奸心者不令得忘，窥者多也。如此，则慎己而窥彼，发奸之密。告过者免罪受赏，失奸者必诛连刑。如此，则奸类发矣。奸不容细，私告任坐使然也。
夫治法之至明者，任数不任人。是以有术之国，不用誉则毋适，境内必治，任数也。亡国使兵公行乎其地，而弗能圉禁者，任人而无数也。自攻者人也，攻人者数也。故有术之国，去言而任法。
凡畸功之循约者虽知，过刑之于言者难见也，是以刑赏惑乎贰。所谓循约难知者，奸功也。臣过之难见者，失根也。循理不见虚功，度情诡乎奸根，则二者安得无两失也？是以虚士立名于内，而谈者为略于外，故愚、怯、勇、慧相连而以虚道属俗而容乎世。故其法不用，而刑罚不加乎僇人。如此，则刑赏安得不容其二？实故有所至，而理失其量，量之失，非法使然也，法定而任慧也。释法而任慧者，则受事者安得其务？务不与事相得，则法安得无失，而刑安得无烦？是以赏罚扰乱，邦道差误，刑赏之不分白也。
解释
白话文翻译：
凡是国家君主能够广受尊重的，无一不是通过法律严明，从而达到令行禁止于天下的效果。因此，君主在分封爵位、制定俸禄时，法律必须严明且重视。国家治理得好，民众就会安定；事务混乱，国家就会陷入危险。法律严明，符合人情；禁令宽松，则会失去事实依据。民众天生愿意付出全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，而君主则通过控制民众的好恶来驾驭他们的力量。君主掌握好恶，驾驭民力，事实不应被忽视。然而，禁令宽松、事务失控的原因在于刑罚和赏赐的失当。治理民众不依靠法律，反而认为这是善政，这实际上等于没有法律。
因此，治理混乱的关键在于明确刑罚和赏赐的界限。治理国家的人都有法律，但有的国家能够存续，有的则灭亡；灭亡的国家，其刑罚和赏赐的界限不明确。治理国家的人，刑罚和赏赐必须明确区分：有的以差异为区分，但这不能称为真正的区分；真正的区分在于君主的明察。因此，民众会重视法律并畏惧禁令，愿意不触犯法律，也不敢奢望赏赐。所以说，不需要刑罚和赏赐，民众也会自觉遵守法律。
因此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，善于以制止奸邪为要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律符合人情，关乎治理。那么，如何去除微小的奸邪呢？关键在于让人们相互监督。如何让人们相互监督呢？答案是通过邻里连坐制度。禁令如果与自己有关，人们就会害怕被牵连，不敢相互窥探。有奸邪之心的人不会忘记自己的行为，因为窥探的人很多。这样一来，人们会谨慎自己的行为，同时窥探他人，揭露奸邪的秘密。告发奸邪的人可以免罪受赏，而失职者则会被诛杀并牵连受刑。这样一来，奸邪之事就会被揭露。奸邪之事不容忽视，私人告发和连坐制度使得奸邪无处藏身。
法律治理的最高境界是依靠规则而不是个人。因此，有术治的国家，不需要依赖声誉，国家自然能够治理好，这是因为依靠规则。而亡国则是因为军队在其境内横行，无法控制，这是因为依靠个人而没有规则。自我攻击的是人，攻击他人的是规则。因此，有术治的国家，放弃言辞，依靠法律。
凡是那些看似遵循约定却实际上过分的刑罚，虽然表面上难以察觉，但实际上会使得刑罚和赏赐变得混乱。所谓“循约难知”，指的是奸邪的功劳。臣子的过错难以察觉，是因为失去了根本。遵循道理却看不到虚假的功劳，揣度人情却忽视了奸邪的根源，那么这两者怎么可能不出现失误呢？因此，虚假之士在国内立名，而游说者则在外宣扬虚假的道理，导致愚昧、怯懦、勇敢、智慧相互关联，虚假的道理被世俗所接受。因此，法律不被使用，刑罚也不加于犯罪者。这样一来，刑罚和赏赐怎么可能不混乱？事实有所依据，但道理失去了衡量标准，衡量标准的失误，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，而是因为法律被智慧所取代。放弃法律而依靠智慧，那么执行事务的人怎么可能专注于自己的职责？职责与事务不相符，法律怎么可能不失其效，刑罚怎么可能不繁琐？因此，赏罚混乱，国家治理出现偏差，原因在于刑罚和赏赐的界限不明确。
解释：
这段文字出自《韩非子》的《制分》篇，主要阐述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刑罚和赏赐的明确区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、防止奸邪行为的关键作用。
法律严明的重要性：韩非子认为，君主之所以能够广受尊重，是因为法律严明，能够令行禁止。法律必须严明且符合人情，否则会导致国家混乱。
刑罚与赏赐的明确区分：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明确刑罚和赏赐的界限。如果刑罚和赏赐不明确，国家就会陷入混乱，甚至灭亡。民众会重视法律并畏惧禁令，自觉遵守法律。
邻里连坐制度：韩非子提出通过邻里连坐制度来让人们相互监督，揭露奸邪行为。告发奸邪的人可以免罪受赏，失职者则会被诛杀并牵连受刑。这种制度能够有效防止奸邪行为的发生。
依靠规则而非个人：法律治理的最高境界是依靠规则而不是个人。有术治的国家依靠规则，能够自然治理好；而亡国则是因为依靠个人而没有规则。
法律与智慧的平衡：韩非子强调法律的重要性，认为放弃法律而依靠智慧会导致职责与事务不相符，法律失去效力，刑罚变得繁琐，最终导致赏罚混乱，国家治理出现偏差。
总的来说，韩非子在这段文字中强调了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地位，尤其是刑罚和赏赐的明确区分对于维护社会秩序、防止奸邪行为的关键作用。他主张依靠规则而非个人，通过邻里连坐制度等手段来确保法律的执行，从而达到国家治理的最佳效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