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说
为故人行私谓之“不弃”，以公财分施谓之“仁人”，轻禄重身谓之“君子”，枉法曲亲谓之“有行”，弃官宠交谓之“有侠”，离世遁上谓之“高傲”，交争逆令谓之“刚材”，行惠取众谓之“得民”。不弃者，吏有奸也；仁人者，公财损也；君子者，民难使也；有行者，法制毁也；有侠者，官职旷也；高傲者，民不事也；刚材者，令不行也；得民者，君上孤也。此八者，匹夫之私誉，人主之大败也。反此八者，匹夫之私毁，人主之公利也。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，而用匹夫之私毁，索国之无危乱，不可得矣。
任人以事，存亡治乱之机也，无术以任人，无所任而不败。人君之所任，非辩智则修洁也。任人者，使有势也。智士者未必信也，为多其智，因惑其信也。以智士之计，处乘势之资而为其私急，则君必欺焉。为智者之不可信也，故任修士者，使断事也。修士者未必智，为洁其身、因惑其智。以愚人之所惽，处治事之官而为所然，则事必乱矣。故无术以用人，任智则君欺，任修则君事乱，此无术之患也。明君之道，贱德义贵，下必坐上，决诚以参，听无门户，故智者不得诈欺。计功而行赏，程能而授事，察端而观失，有过者罪，有能者得，故愚者不任事。智者不敢欺，愚者不得断，则事无失矣。
察士然后能知之，不可以为令，夫民不尽察。贤者然后行之，不可以为法，夫民不尽贤。杨朱、墨翟，天下之所察也，干世乱而卒不决，虽察而不可以为官职之令。鲍焦、华角，天下之所贤也，鲍焦木枯，华角赴河，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。故人主之察，智士尽其辩焉；人主之所尊，能士能尽其行焉。今世主察无用之辩，尊远功之行，索国之富强，不可得也。博习辩智如孔、墨，孔、墨不耕耨，则国何得焉？修孝寡欲如曾、史，曾、史不战攻，则国何利焉？匹夫有私便，人主有公利。不作而养足，不仕而名显，此私便也；息文学而明法度，塞私便而一功劳，此公利也。错法以道民也，而又贵文学，则民之所师法也疑；赏功以劝民也，而又尊行修，则民之产利也惰。夫贵文学以疑法，尊行修以贰功，索国之富强，不可得也。
搢 笏干戚，不适有方铁铦；登降周旋，不逮日中奏百；《狸首》射侯，不当强弩趋发；干城距衡冲，不若堙穴伏橐。古人亟于德，中世逐于智，当今争于力。古者寡事而备简，朴陋而不尽，故有珧铫而推车者。古者人寡而相亲，物多而轻利易让，故有揖让而传天下者。然则行揖让，高慈惠，而道仁厚，皆推政也。处多事之时，用寡事之器，非智者之备也；当大争之世，而循揖让之轨，非圣人之治也。故智者不乘推车，圣人不行推政也。
法所以制事，事所以名功也。法有立而有难，权其难而事成，则立之；事成而有害，权其害而功多，则为之。无难之法，无害之功，天下无有也。是以拔千丈之都，败十万之众，死伤者军之乘，甲兵折挫，士卒死伤，而贺战胜得地者，出其小害计其大利也。夫沐者有弃发，除者伤血肉。为人见其难，因释其业，是无术之事也。先圣有言曰：“规有摩而水有波，我欲更之，无奈之何！”此通权之言也。是以说有必立而旷于实者，言有辞拙而急于用者。故圣人不求无害之言，而务无易之事。人之不事衡石者，非贞廉而远利也，石不能为人多少，衡不能为人轻重，求索不能得，故人不事也。明主之国，官不敢枉法，吏不敢为私利，货赂不行，是境内之事尽如衡石也。此其臣有奸者必知，知者必诛。是以有道之主，不求清洁之吏，而务必知之术也。
慈母之于弱子也，爱不可为前。然而弱子有僻行，使之随师；有恶病，使之事医。不随师则陷于刑，不事医则疑于死。慈母虽爱，无益于振刑救死，则存子者非爱也。子母之性，爱也；臣主之权，策也。母不能以爱存家，君安能以爱持国？明主者通于富强，则可以得欲矣。故谨于听治，富强之法也。明其法禁，察其谋计。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，计得于外无死虏之祸。故存国者，非仁义也。仁者，慈惠而轻财者也；暴者，心毅而易诛者也。慈惠，则不忍；轻财，则好与。心毅，则憎心见于下；易诛，则妄杀加于人。不忍，则罚多宥赦；好与，则赏多无功。憎心见，则下怨其上；妄诛，则民将背叛。故仁人在位，下肆而轻犯禁法，偷幸而望于上；暴人在位，则法令妄而臣主乖，民怨而乱心生。故曰：仁暴者，皆亡国者也。
不能具美食而劝饿人饭，不为能活饿者也；不能辟草生粟而劝贷施赏赐，不能为富民者也。今学者之言也，不务本作而好末事，知道虚圣以说民，此劝饭之说。劝饭之说，明主不受也。
书约而弟子辩，法省而民讼简，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，明主之法必详尽事。尽思虑，揣得失，智者之所难也；无思无虑，挈前言而责后功，愚者之所易也。明主虑愚者之所易，以责智者之所难，故智虑力劳不用而国治也。
酸甘咸淡，不以口断而决于宰尹，则厨人轻君而重于宰尹矣。上下清浊，不以耳断而决于乐正，则瞽工轻君而重于乐正矣。治国是非，不以术断而决于宠人，则臣下轻君而重于宠人矣。人主不亲观听，而制断在下，托食于国者也。
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饥不寒，又不恶死，则无事上之意。意欲不宰于君，则不可使也。今生杀之柄在大臣，而主令得行者，未尝有也。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与鼷鼠同威，万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与监门同资。有土之君，说人不能利，恶人不能害，索人欲畏重己，不可得也。
人臣肆意陈欲曰“侠”，人主肆意陈欲曰“乱”；人臣轻上曰“骄”，人主轻下曰“暴”。行理同实，下以受誉，上以得非。人臣大得，人主大亡。
明主之国，有贵臣，无重臣。贵臣者，爵尊而官大也；重臣者，言听而力多者也。明主之国，迁官袭级，官爵受功，故有贵臣。言不度行而有伪，必诛，故无重臣也。

解释

白话文翻译：

八说
1. 不弃：为老朋友徇私情，称为“不弃”。
2. 仁人：用公家的财物施舍，称为“仁人”。
3. 君子：轻视俸禄而重视自身，称为“君子”。
4. 有行：枉法偏袒亲人，称为“有行”。
5. 有侠：放弃官职以宠爱朋友，称为“有侠”。
6. 高傲：逃避世俗、远离君主，称为“高傲”。
7. 刚材：与人争斗、违背法令，称为“刚材”。
8. 得民：施恩惠以获取民心，称为“得民”。

然而，这些行为实际上对国家有害：
- 不弃，会导致官吏徇私舞弊；
- 仁人，会导致公家财物受损；
- 君子，会导致民众难以驱使；
- 有行，会导致法制被破坏；
- 有侠，会导致官职空缺；
- 高傲，会导致民众不服从；
- 刚材，会导致法令无法执行；
- 得民，会导致君主孤立。

这八种行为，虽然在民间可能获得赞誉，但对君主和国家来说却是巨大的失败。反之，如果反对这八种行为，虽然可能遭到民间的诋毁，但对君主和国家却是有利的。如果君主不重视国家的利害，反而追求民间的赞誉，想要国家不陷入危乱是不可能的。

任人以事
任用人才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。如果君主没有正确的方法来任用人才，无论任用谁都会失败。君主通常任用那些口才好或品德高尚的人，但这些人未必可信。智者可能利用权势谋取私利，欺骗君主；而品德高尚的人可能缺乏智慧，导致政事混乱。因此，君主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，任用智者会被欺骗，任用品德高尚的人会导致政事混乱。

明君的做法是：
- 轻视道德名声，重视实际功绩；
- 让下属互相监督；
- 通过实际考察来决策，而不是只听一面之词；
- 根据功绩行赏，根据能力授职；
- 考察行为的动机和过失，有过者罚，有能者赏。
这样，智者不敢欺骗，愚者不能断事，政事就不会出错。

察士与贤者
只有通过考察才能了解人才，但这种方法不能作为法令，因为民众不可能都去考察。贤者虽然可以行事，但也不能作为法令，因为民众不可能都贤能。杨朱、墨翟是天下公认的智者，但他们无法解决世道的混乱；鲍焦、华角是天下公认的贤者，但他们无法成为耕战之士。因此，君主应该让智者尽其辩才，让能者尽其行为，而不是追求无用的辩才和远离功绩的行为。想要国家富强，不能依靠这些。

古与今的对比
古代重视道德，中世重视智慧，当今重视实力。古代事务少，准备简单，民风淳朴，因此有推让天下的情况。但在当今多事之世，继续沿用古代的推让之政，显然是不明智的。智者不会乘推车，圣人不会行推政。

法与事
法律是用来规范事务的，事务是用来成就功绩的。法律可能有难度，但如果权衡后能成事，就应该设立；事务可能有危害，但如果权衡后功大于害，就应该去做。没有无难的法律，也没有无害的功绩。君主应该权衡利害，做出明智的决策。

慈母与明君
慈母爱子，但孩子有恶行时，必须让他跟随老师；孩子有重病时，必须让他求医。慈母虽然爱子，但无法靠爱来救孩子免于刑罚或死亡。同样，君主不能靠爱来治国，而应该通过严明的法律和策略来治理国家。

仁与暴
仁者慈惠而轻财，暴者心毅而易诛。仁者不忍心惩罚，轻财则随意施舍，导致赏罚不明；暴者心狠手辣，容易妄杀，导致民怨沸腾。无论是仁还是暴，都会导致国家灭亡。

无用的劝诫
不能提供美食而劝饿人吃饭，不能开荒种粮而劝人施舍，这些都是无用的劝诫。当今的学者不务本业，却喜欢空谈，这是无用的劝诫，明君不会接受。

书与法
书约则弟子辩，法省则民讼简。因此，圣人的书必须详细论述，明君的法必须详尽规范。明君应该让智者尽其思虑，让愚者易于执行，这样国家才能治理得当。

断事与亲听
君主如果不亲自断事，而是依赖宠臣，臣下就会轻视君主而重视宠臣。君主如果不亲自观察和听取，而是将决策权交给下属，就会失去对国家的控制。

人臣与人主
人臣肆意追求私欲称为“侠”，人主肆意追求私欲称为“乱”；人臣轻视君主称为“骄”，人主轻视臣下称为“暴”。同样的行为，下臣可能获得赞誉，君主却会遭到非议。人臣得利，人主失国。

贵臣与重臣
明君的国家有贵臣，无重臣。贵臣是爵位尊贵、官职大的人；重臣是言听计从、权势大的人。明君通过功绩授予官爵，因此有贵臣；如果言行不符，必诛之，因此无重臣。

解释：

《韩非子·八说》主要论述了君主在治国过程中应当避免的八种错误行为，以及如何正确任用法术、权衡利害、治理国家。韩非子认为，君主不能追求民间的私誉，而应该以国家利益为重，通过严明的法律和策略来治理国家。他强调了法、术、势的重要性，主张君主应当根据实际功绩和能力来任用人才，而不是仅仅依靠道德或名声。同时，韩非子也批判了那些无用的辩才和远离功绩的行为，认为这些行为无法使国家富强。整篇文章体现了韩非子“法治”和“术治”的思想，强调君主应当通过严明的法律和有效的策略来治理国家，而不是依赖道德或情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