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7章 非命(下)
子墨子言曰：凡出言谈，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。若不先立仪而言，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，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，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，是故言有三法。
何谓三法？曰：有考之者，有原之者，有用之者。恶乎考之？考先圣大王之事；恶乎原之？察众之耳目之请，恶乎用之？发而为政乎国，察万民而观之。此谓三法也。
故昔者三代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“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，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。”是故出政施教，赏善罚暴。且以为若此，则天下之乱也，将属可得而治也；社稷之危也，将属可得而定也。若以为不然，昔桀之所乱，汤治之；纣之所乱，武王治之。当此之时，世不渝而民不易，上变政而民改俗。存乎桀、纣而天下乱，存乎汤、武而天下治。天下之治也，汤、武之力也；天下之乱也，桀、纣之罪也。若以此观之，夫安危治乱，存乎上之为政也，则夫岂可谓有命哉！故昔者禹、汤、文、武，方为政乎天下之时，曰：“必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。”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夫岂可以为命哉！故以为其力也。今贤良之人，尊贤而好功道术，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，下得其万民之誉，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。亦岂以为其命哉！又以为力也。
然今夫有命者，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？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？若以说观之，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，必暴不肖人也。
然今以命为有者。昔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，而从其心意之辟，外之驱骋田猎毕戈，内湛于酒乐，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，繁为无用，暴逆百姓，遂失其宗庙。其言不曰我罢不肖，吾听治不强，必曰吾命固将失之。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，亦犹此也。不能善事亲戚、君长，甚恶恭俭而好简易，贪饮食而惰从事，衣食之财不足，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，其言不曰吾罢不肖，吾从事不强，又曰吾命固将穷。昔三代伪民，亦犹此也。
昔者暴王作之，穷人术之，此皆疑众迟朴。先圣王之患之也，固在前矣，是以书之竹帛，镂之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。曰：“何书焉存？”禹之《总德》有之曰：“允不著惟天，民不而葆。既防凶星，天加之咎。不慎厥德，天命焉葆？”《仲虺之诰》曰：“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，帝式是增，用爽厥师。”彼用无为有，故谓矫；若有而谓有，夫岂为矫哉！昔者桀执有命而行，汤为《仲虺之告》以非之。《太誓》之言也，于去发曰：“恶乎君子！天有显德，其行甚章。为鉴不远，在彼殷王。谓人有命，谓敬不可行，谓祭无益，谓暴无伤。上帝不常，九有以亡；上帝不顺，祝降其丧。惟我有周，受之大帝。”昔纣执有命而行，武王为《太誓》去发以非之。曰：子胡不尚考之乎商、周、虞、夏之记？从十简之篇以尚，皆无之。将何若者也？
是故子墨子曰：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、出言谈也，非将勤劳其惟舌，而利其唇吻也，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。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，听狱治政，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治，不强必乱；强必宁，不强必危。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，殚其思虑之知，内治官府，外敛关市、山林、泽梁之利，以实官府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贵，不强必贱；强必荣，不强必辱。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，强乎耕稼树艺，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；强必饱，不强必饥。故不敢怠倦。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，强乎纺绩织纴，多治麻统葛绪，捆布縿，而不敢怠倦者，何也？曰：彼以为强必富，不强必贫；强必暖，不强必寒。故不敢怠倦。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，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，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，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，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，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。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，卿大夫怠乎治官府，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；农夫怠乎耕稼树艺，妇人怠乎纺绩织纴，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，将必不足矣。若以为政乎天下，上以事天鬼，天鬼不使，下以持养百姓，百姓不利，必离散，不可得用也。是以入守则不固，出诛则不胜。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、纣、幽、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，倾覆其社稷者，此也。
是故子墨子言曰：今天下之士君子，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、除天下之害，当若有命者之言，不可不强非也。曰：命者，暴王所作，穷人所术，非仁者之言也。今之为仁义者，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，此也。

解释

墨子说：凡发表言论，必须先确立标准再说话。如果不先确立标准就说话，就像在转动的陶轮上测量时间，虽然有早晚的辩论，最终也无法确定。因此，言论有三种方法。

这三种方法是什么？第一是考察，第二是推究，第三是应用。如何考察？考察古代圣王的事迹；如何推究？观察众人的所见所闻；如何应用？将言论应用到国家的政事中，观察百姓的反应。这就是三种方法。

古代的三代圣王禹、汤、文、武在治理天下时，提倡孝顺、尊贤、行善，并赏善罚暴。他们认为这样就能治理天下的混乱，安定国家的危难。如果不这样做，就像桀纣乱政，而汤武则能治理好。这说明国家的安危治乱，取决于统治者的政事，而不是天命。禹、汤、文、武在治理天下时，使饥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劳者得息，乱者得治，赢得了天下的赞誉。这并非天命，而是他们的努力。现在的贤良之人，尊贤好道，上得王公大人的赏识，下得百姓的赞誉，这也是他们的努力，而非天命。

然而，现在有人认为天命存在，这些人是否了解三代圣王的善行，还是只了解三代的暴君？从他们的言论来看，他们显然不是三代圣王的追随者，而是暴君的追随者。

那些认为天命存在的暴君，如桀、纣、幽、厉，虽然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却放纵欲望，沉迷酒色，不顾国家百姓，最终失去了政权。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无能，反而归咎于天命。同样，那些懒惰无能的百姓，不事生产，贪图享乐，最终陷入饥寒，也不承认自己的过错，反而归咎于天命。

古代的暴君和懒民都迷惑了大众，古代圣王对此早有预见，因此将他们的恶行记录在竹帛、金石、盘盂上，传给后世子孙。禹的《总德》中提到：“天命并非固定，如果不慎德行，天命也会失去。”《仲虺之诰》中说：“夏桀假借天命，天帝因此惩罚他。”桀纣执迷于天命，汤武则通过《仲虺之诰》和《太誓》来反驳他们。

因此，墨子说：今天的君子发表言论，不是为了口舌之利，而是为了国家百姓的政事。王公大人早朝晚退，处理政事，不敢懈怠，因为他们认为努力才能治理好国家，不努力就会混乱。卿大夫竭尽全力治理官府，不敢懈怠，因为他们认为努力才能富贵，不努力就会贫贱。农夫早出晚归，努力耕作，不敢懈怠，因为他们认为努力才能富裕，不努力就会贫穷。妇女早起晚睡，努力纺织，不敢懈怠，因为他们认为努力才能温暖，不努力就会寒冷。如果人们相信天命，就会懈怠政事、生产，国家就会混乱，衣食不足。

因此，墨子说：今天的士君子如果想要兴天下之利、除天下之害，就必须坚决反对天命论。天命论是暴君和懒民的理论，不是仁者的言论。今天追求仁义的人，必须明察并坚决反对天命论。